问：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Chinese Democracy》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答：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2009年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答问如下：

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7月1日起，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必须预装一种软件，而该软件可能屏蔽一些网站。你能否证实？

答：请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知道你提到的这个软件是什么吗？
（记者：我只是复述有关报道。我想我是在问问题，而不应该回答问题。）
该软件名叫“绿坝—花季护航”， 其主要功能是屏蔽过滤互联网上色情、淫秽、暴力等不良信息。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记者：（无语））

2009年6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答问如下：

问：……据我所知，同性恋在中国是合法的。但中国政府却要求外国电脑生产商安装（绿坝）软件过滤掉这些含有合法内容的网站。为什么？

答：……我想提醒你的是，这里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厅，不是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场所。

问：今天一些日本媒体又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第三个儿子金正云前不久访问了北京并与胡主席会面，而且他的长子金正男也在场。昨天，朝鲜驻华使馆已经否认了这一消息。你能否确认？

答：我想日本记者应该能够理解我所表达的东方式的含蓄。如果你本人或者其他在座记者还不理解的话，我今天可以进一步捅破这层窗户纸。那就是：有关媒体报道的情况并不存在。我也注意到，最近有关媒体的一些报道读起来就像读007小说一样。我不知道下一集他们会写什么。

2009年6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答问如下：

问：中国网民已经不能使用 Google 服务，包括 Gmail 邮箱，请问这是中国网络管制的最新政策吗？

答：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小区没有邮局吗？邮局寄信难道不是很方便吗？

2009年6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答问如下：

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金正云曾在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和金正日妹夫张成泽陪同下访问中国并会见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习近平副主席。你能否确认？虽然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但类似报道还是层出不穷，你是否认为这又是一部007小说？

答：我佩服你的执着。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给媒体的答案跟以往是一样的：有关报道没有任何根据，纯属无中生有。你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走火入魔”吗？

2009年7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答问如下：

问：秦刚，你有孩子吗？
（秦刚：（点头））
之所以问你是因为，几周前，当我同事提出绿坝相关问题时，你问我同事同样的问题。你说绿坝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中国儿童上网不受影响，这样的话，我的同事有孩子，所以当然理解。那么现在政府决定推迟软件的预装，是不是中国的孩子们或许包括你的孩子就没有能够得到保护了呢？

答：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有关部门呢，已就这个问题呢，发表了谈话，所以我没有更多的补充。好，下面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脸都被你丫丢尽了……

按：2009年5月29日晚21时许，武汉大学法学院一代宗师韩德培教授因病仙逝，享年99岁。韩教授四十年代写了一篇题为《我们所需要的“法治”》的文章，曾发表于《观察》杂志（1946年11月2日第1卷第10期）。特此原文转载，以表达对韩教授的敬意。

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可说是被儒家的思想所笼罩、统治和支配的。儒家重视德治、礼治，而不重视法治，甚至可说蔑视法治，鄙薄法治。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便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之后，儒家里面出了两位大师，一为孟子，一为荀子；可是一则说“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则说“有治人，无治法”。孟荀以后，历代儒家对法治的见解，除极少的例外可以不论，大体都逃不出这一类思想的案臼。清初纪助编纂四库全书，在其所收集的古今著作目录之中，关于法律著作的目录，仅仅收集了十之二三。他解释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所收略存梗概而已。”这寥寥数语，就足以充分表现近代儒家对法治所抱的一种冷淡态度了。毋怪在过去中国社会，法治始终不能生根，不能发达。

近几年来，国人提倡法治的呼声，洋洋盈耳，几乎随处可以听到。不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在提倡法治，就是政府里面的重要人员，也往往在高唱法治。这固然表现今日我国社会对法治需要之十分迫切，但也可表现我国思想界已不复坚信儒家轻视法治的那种传统主张，而有另开新径另寻出路的倾向和决心了。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道德的感化作用，固仍有其重大价值，但是法律的控制作用，尤为不可缺少。诚如当代美国法学大家庞德 (Roscoe Pound) 所云，在今日之社会，法律已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其重要远在道德与宗教之上。儒家企图以道德来改造人心，希望“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从教育的立场来说，自未可加以厚非，但从实际政治的立场来说，却未免失之迂阔而不合时宜了。近年国人之提倡法治，不能不说是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所谓法治，究指什么而言？它具有如何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法治，又是怎样的法治？假如对这些看似平淡而实关重大的问题，无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我怕法治二字又将流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不久便会为人所弃置遗忘。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略加申说。

所谓法治，可有两种意义。若从形式方面来说，法治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由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机关，利用法律的强制力 (Coercive Power) ，来实行统治，以维持安宁秩序。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就可拿来做它的注脚。若从实质方面亦即政治意识方面来说，法治却是籍法律的强制力来推行或实现政治上的一定主张的一种制度。因之政治上的主张不同者，其所谓法治，就具有不同的内容。时贤讨论法治问题的时候，往往仅仅着重于法治之形式的意义，而对于法治之实质的意义，似不甚措意。著者以为我们不谈法治则已，如谈法治，则不特要注重法治之形式的意义，而尤须注重法治之实质的意义。

若专从形式方面来谈法治，则古今中外的一切国家，多多少少都可说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往日君主专制的国家，和晚近法西斯的独裁国家，皆未尝不可目为法治国家。这些国家，决非不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实行统治。其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实行统治这一点，与近代的民主国家相较，大体并无二致。不过它们的法律，乃系出于君主或独裁者一己之好恶，被统治的人民无权加以过问而已。我国先秦时代的诸大法家，如管仲、商鞍、韩非，所主张法治，不能不说是一种法治，他们对于法治的剖解说明，且颇多精湛独到之处；然而他们所主张的法治，却都是君主专政下的法治，是仅仅帮助君主统驭万民的法治。德国国社党上台以后，德国的法学者，如尼可来 (Nicoali) 、来息里司 (Michaelis) 、西米特 (C. Schmitt) 、郎尽 (Lange) 诸人，依然在大谈法治。他们所谈的法治，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法治。然而他们所谈法治，乃是认为领袖即法律，领袖与法律混而为一的法治，所以他们所称的法治国家，实际就是“领袖国家” (Fuenrerstaat) 。可见假如单从形式方面来主张法治，这种法治可能为君主专政的法治，也可能为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法治。所以我们今日提倡法治，不可不于形式意义的法治之外，特别重视实质意义的法治。

说到实质意义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国而言法治，当不能不以各方面所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为其精髓，为其灵魂。我们诚然需要一个“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的法治国家，但我们更需要一个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真谛，简单说，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让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执法相绳，使政府赔偿损害，或使政府的负责者不得不挂冠下台。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也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彻底的实施。

在欧美国家，法治这个名词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就因为它具有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保证人民正当利益的意义在内。19世纪（约在1825至1875年之间）德国一些开明人士，为防止国王及其助封为虐的官僚阶级滥用权力起见，就曾主张凡国王及官僚阶层施令时有越轨之处，当悉受法院之审核。他们所特别标明的“法治国家” (Rechtsstaat) 这个名称，其意义即不外此。英国人所谓“法治” (Rule of Law) 这个名词，系由公法学者戴赛 (A. V. Dicey) 所倡用。他于1885年出版“英宪精义”一书，谓法治含有三个观念：第一，个人非经法院依正常程序确定为违法者，不得加以处分；第二，无论何人，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内，皆应受制于同一通常之法律与法院；第三，个人所享有之权利，乃系宪法之源泉，而非宪法所赐予。晚近论者对此三点，虽稍有修正，但对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则尚未能动摇分毫。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即在保护人民的正当利益，以免为行政官吏所任意侵害。而尤其值得注意者，戴氏所说的这种法治，乃建立于 (Supremaly of Parliament) 的民主政治之上，有代表人民的国会为其实施的最后保障。他在书中除讨论法治外，对“国会至上”这一点，曾作详尽之剖析，决非把法治的基础即民主政治置诸度外。美国人所谓法治，又比英国人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英国国会如欲剥夺人民的某种权利，尽可为所欲为，不受限制。美国则不然，美国有一个成文宪法，根本禁止国会制订任何侵害人民某种权利的法律。万一国会制订此种法律，则联邦最高法院就可判为违宪，使其不生效力。所以法治这个名词，在美国更具有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保证人民正当利益的意味在内。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们今日提倡法治，如果不能使政府官吏尤其行政和军事方面上下各阶层的当权者，认真守法，则所谓法治云云，充其极也不过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法治，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意味的法治，而要达到使政府官吏认真守法的目的，唯有把法治建筑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固需要法治，因为没有法治，民主政治就不能巩固，而将成为群魔乱舞的混乱局面。但法治更需要民主政治，因为没有民主政治，法治便要落空，而人民之利益，便无真正有效之保障。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不但在形式上要做到“齐天下之动”，而在实质上尤其要做到使政府官吏尊重人民之正当利益，不得任意加以侵害，不能“高下其手，予夺由心”。所以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乃是民主政治的法治，是建立于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

我以为他是来卖他的新书<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豆瓣|新浪读书)，结果不是。褐色的卷发披在了肩上，领口和胸前的扣子都没扣，远处看好像胡子也没刮，我印象中的许知远和眼前的一样，有同学说你这打扮很像以前的摇滚青年。更多的人则对他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觉得他是一个有钱的学生，或者跟和菜头说的一样，是个中国雅痞代言人。

演讲前，许知远在武大的校园匆匆逛了一圈，颇有收获。看到武大的学生还住在民国十九年建的宿舍里，当时他就震惊了；当看到武大的学生在当年周恩来董必武发表救国存亡演讲的樱顶大活里演话剧，当时他就震惊了；当看到武大的学生在蒋检阅过军官团毛接见过师生的奥场上锻炼，当时他就震惊了。

主办方的PPT做得很无厘头，一张甲午海战的画面和一张09海军阅兵画面翻来覆去的播放着，邓世昌和胡总书记的眼神相互交割，与许知远的演讲主题格格不入。不过在座的学生和台上许知远来了一个既有趣又有益的脑筋风暴：

1.许知远显然是不知道张之洞是武汉大学之父，所以才会问出“你们应该知道张之洞吧”这样的问题。

年轻时的张之洞还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延续了两千多年，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而在他的中年之后却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大变革的开端，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会去办工厂、修铁路（当然还有自强学堂）。这些新生的事物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2.台湾的80年代和大陆的80年代很像，有柏杨、李敖等一批台湾的知识分子进行着启蒙。而大陆最近的五六年则遭遇了启蒙的死亡，整个社会变得无比狂躁，一方面表现为什么都不关心，另一方面表现为又常常被流行所左右。在这个社会里，整体的福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发展，而个体却仍然在不断做出牺牲，仍然受到蔑视和屈辱，仍然缺乏力量。

所有人都染上了消费者的心态，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互联网时代纷繁的link与人们十分缺乏的沉下心来的思考构成了冲突。也产生了一批煽动家，可以和3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做不太切当的对比，譬如《中国不高兴》云云。

因而，知识分子的挑战在于去解放而不是煽动。而这是一个不好把握的界限，很多人都会处理不好。他们还要去学会如何判断正义与非正义，公平与非公平。

3.精英阶层并不是意味着权力和金钱，而是一种更高级的价值观，在社会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所担当，能够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精英阶层对现实的对抗。

知识权力和政治权利结合在一起很少发生，两者的结合只是偶发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建国初期，亚当斯、杰弗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估计也就华盛顿稍微差一点了XD。这也正是美国这个杰出而又莫名其妙的政体能够在两百多年之后任然保持着良好运行的原因之一。

而在更多的时候，知识权力和政治权力处在相互制衡的关系上，知识权力的价值在于对政治权力的抗衡。而中国近年来的沉默正是因为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坐到了一条板凳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单一逻辑，成功的道路被模式化。社会对于个体的要求都集中成了考大学、挣大钱之上，而现实使得这种期望往往带来的是失望，甚至绝望。

4.标签化是一种粗暴的方法，懒惰的方法，愚蠢的方法。我们常常用“80后”“90后”这样的标签去回答问题，仿佛只要拿出这个标签就能解决这整个年代的所有人的问题。

事实上，造就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背景远比一个标签要复杂。这是一个政治上和“毛时代”一样的严密，而商业上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时代。从8斜杠9年的事件开始，这个社会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纯真，使得整个社会堕落为世故。92年的南巡讲话则开始了一轮商业化的浪潮，金钱开始替代所有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教育上的调整开始，信仰变得不再可靠。爱国主义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深印刻在了成长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的头脑中。98年之后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信息的泛滥，文革时代的语境又一次在互联网语言中出现。

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是强有力的垮掉，而中国这一代人的垮掉则是精神无力的表现。

5.似乎许知远对互联网的普及持悲观大于乐观的态度，他总是在强调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上看似海量的数据，实际上是重复和单调的，这种信息上的单调是对思考能力的摧残。这种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上的成功，使世界变得慌乱，这是徐志摩那一代人所恐惧的。

商业力量、时尚力量和消费力量对人在控制，在互联网时代超过了历史上的水平。而人类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打破控制，解冻的那一瞬间的快感。因此，希望和幻灭是人类历史永恒不变的主题。

所以我还是更相信互联网带来的正面影响，网络是一种廉价的实现民主的方式。

6.写文章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写文章而不是大部头的著作。从清朝的笔记，到20年代的<新青年>，到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到现在的专栏作家，无一不是短小精悍的文章。在中文博客界最受关注的和菜头、王三表都是短得不能在短的代表。

7.或许我们可以像许知远说的那样，在这个周末放弃麻将，去看看江边的夕阳，去关怀一下我们可爱迷人的内心世界。

Google家的卫星准时去华盛顿上空拍了一张照片
[大图]
(在上图中我惊奇的发现美国人的头发大部分是黑色的哦)

虽然CCAV直播的时候奥巴马被反低俗了一把，但是广大童鞋们看了之后纷纷表示很鸡冻很震撼，于是我尖锐地指出这是个宏大叙事的事。奥巴马的御用文人Favreau以林肯的就职演说为灵感写下的这篇就职演说远没有他的当选演说有感染力，然而今天的场面要比11月5号的芝加哥要气派和壮观的多，同时在演讲中奥巴马不断地提到开国元勋和英雄的父辈们，把今天面临的危机跟葛底斯堡和诺曼底相提并论，因此更能让人信服和接受。

不由的想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张艺谋童鞋的宏大叙事把国家主义美学运动到了极致，就连我听到那首杨沛宜演唱林妙可对口型的变奏《歌唱祖国》的时候都感动的稀里哗啦。

前几天去湖北省艺术馆看周韶华的画展，看到那些十几米×几米大画幅的描绘大江大河大海的画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也是个宏大叙事的事。所有的作品看完了之后才看见画家的简介：

周韶华，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荣成市石岛。1941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48年随军渡黄河南下。在解放战争中曾荣立三等功、一等功和评为甲等模范并开始在大型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美术系后分配到湖北省文联工作。先后担任湖北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北省美术院院长、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委员，现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北省美协名誉主席、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受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日本名古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十三大、十五大代表。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后现代主义学的很好。

#update 刚发了这篇post就看见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看”奥巴马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第一次在课本上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几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当看到了更多生存的艰辛，尝到了更多困难和挫折，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个国家的苦难，也更能体会到更多细小而让人感动的幸福的时候，再来读这首诗，不禁，想哭。

管理类书籍倾向于用最宽泛的词语来定义成功——伟大的产品、愉悦的雇员、持续不断的进步、大把的利润、被打垮的竞争对手。即便“卓越”和“成功”这种词在标题中被省去，这些也是被暗示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阿尔弗雷德·斯隆于1963年出版的《我和通用汽车在一起的日子》——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定义了这一类别（管理类图书）——当时通用汽车还是个标志性的公司，斯隆被正确地评为这家运转良好、分散化的国际大公司的建筑师。

但把目光限于最优如何生产出最优有其局限。毕竟大多数经理人不能像斯隆那样，从一个巨大的废旧汽车堆积场上获得成功。他们不能取悦客户、击溃对手和创造巨额财富。他们勉强过活。他们步履蹒跚。

适合他们的书在哪里？谁能帮助那些表现不佳、付出透支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付烦人的记者、独立董事和那些可以做得更好的野心勃勃的副总？最需要榜样的经理人——他用任何对业绩的客观衡量手段都不能，也不可能进行管理——的榜样在哪里？

一个明显的人选是毛。是的，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公司的。但他自觉地使用了一个有商业色彩的头衔，主席（chairman），在从1949年到1976年——这一年他死在任上，管理中国时，他把一连串可能的替代者投入监狱、杀掉或在心理上打垮，从而创造出了那个经典的商业问题：继承人缺位。用他自己的话，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导师”，以他的演讲节录而成的著名的“红宝书”充满了如何训练、激励和考评低层雇员（基层骨干）的管理学建议：创新（百花齐放）、竞争（不怕牺牲）、当然还提出了那些自命不凡的管理者们的游戏（无情的自我批评）。

即便在死亡使他那只令人窒息的手松开之后，中国经济立即便开始了蓬勃发展，但毛至少对中国经济还有符号意义上的控制。他的肖像被印在中国的货币上，书包上，T恤上，胸章上，手表上和数不清的资本家们——在当权时，毛把他们踩在脚下——可以出售的一切东西上。没有任何一个近代国家领导人（北朝鲜除外）这样被尊重，甚至那些做得不错的领导人。

为毛赢得了这样的奉承的，并不是有价值的管理风格。根据张戎和乔·哈利迪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诚然是一个对毛毫无同情的刻画，他“要为7000万人的死负责，远超过20世纪的任何领导人”。但为什么要停留在20世纪呢？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开始修建长城（据说每块砖的代价都是一条命）的秦始皇可以与之匹敌。因为那时的人口要少得多，毛可能在（致人死亡的）绝对数字上超过了秦始皇。

拙劣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惨剧的绝大部分。毛的继承者邓小平扭转了政策，最终改善了经济。但他甚至没在硬币上留下一个头像。

毛的表现和他的声誉之间的不对称是有教育意义的，背后有四个关键点，所有蹩脚的经理人都可以有效地使用。

一个有力的、虚假的口号

出身为一个中等富裕程度的村民，毛过着皇帝那样的生活，被农民用轿子抬着，被情妇环绕，被每个人捧着。但他最著名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这个自相矛盾显示出他聪明的一面：他证明自己行为合理的能力，无论多么彻底的为自己，却能说成为别人。

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上的不一致”——在做一件事时制造出对另一件事的引入关注、动人心魄的效果的能力。能够实现这种伎俩在很多行业中都是个基本的技能。它能使不合格的首席执行官在下属只有花生（或大米）拿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巨额收入合理化。

但顺从的董事会没有对毛尥蹶子，雇员们也没向毛翻白眼。他让他的国人信服他的价值观。这部分是因为，即便他传递的信息与他的行为毫无关系，但它精准而简练地表达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思考一下“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和清晰程度，再与一般公司的理念表述进行对比，后者充满了与股东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一堆字眼和实现，雇员们几乎读不出来，更不要说记住了。

邓小平在复苏经济的过程中使用的口号，有类似的特点。“实事求是”是一个斯隆会喜欢、每个经理人都应该珍视的用语，但你不会看到它被刻在中国的任何一面墙上。它不带有毛式的虚伪的理想主义，也没有被极力推广。

无情的媒体操控

毛不仅懂得如何找到关键点，而且知道怎么把它传播出去。通过大字报、“红宝书”和再教育循环，他的信息持续地强化。“笤帚不到”，他说，“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个自我扩张的过程通常被作为“个人崇拜”来对待，但很难把它和建立品牌价值的现代商业行为区分开。

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是乏力的，生活条件是悲惨的。那么为什么一大批西方的政治、军事和学界领袖接受毛品牌的价值呢？甚至斯大林，一个毫无正直可言的观察者，相信毛，并保护了毛——虽然后来后悔了。该品牌建设的教训是，一个清晰的、乌托邦式的信息，以极端的方式不断重复，可以模糊掉事实。伟大的推销员天生就懂得这个道理。那些战略执行不利的管理人员需要学习它。

首席执行官们不能像毛那样压制媒体。但无论如何，他对媒体的操纵提供了一些借鉴。他只对阿谀奉承的记者谈话，他在西方的吸引力主要来自这些记者写的圣徒传，这些记者的职业建立在与他的联系渠道之上。

法律限制了现代的首席执行官们效仿毛的公共策略的能力。上市公司不得不发布信息，而不是有选择地对外披露。但很多公司在限制范围内模仿毛的媒体管理，其他控制信息的公司被停牌了。挖掘那些对商业和政治领袖赞美的新闻标题，很明显，这个策略起在作用。

朋友和同事的牺牲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首要的问题。”毛写道。斯隆对此是同意的。他担忧偏袒会以管理中最有价值的因素——对表现的客观评价——作为代价。

毛有不同的目标：他不愿别人离他太近，进而接近权力。所以当毛的朋友通常被证明比当他的敌人更危险。一次清洗接着另一次清洗。提拔和贬职被狂热地操控。给出大把的激励，然后再收回。有些贬职被证明是积极的，邓小平在拖拉机厂的流放可能帮助他了解了商业，因而重建了经济，但这是不无意间的好处。

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亲密的同事可能要你的位子，他们之间的关心可能让你分心。毛对朋友的抛弃，甚至对妻子和孩子的抛弃看起来像是建立在计算之上：哪个投资值得保留，哪个应当被视为沉没成本。过去的帮助不会得到回报。据张戎和乔·哈利迪，一个救过他的命的大夫在被错误的指控为不忠后，被扔在监狱里死去。毛任由这种事发生：他那时已经有其他的医生了。

相反，敌人可能是有用的。毛经常将战场上的损失推到竞争对手的头上，让他们为损失承担责任。这种伎俩的现代受害者的名字可以在投行被解雇的名单上看到，干这些事的人是他们的领导或顶替了他们位置的人。

用行动代替成绩

毛喜欢避开沉闷的或让人不快的会议，尤其是当他不想被批评的时候。但这可能帮助他避免陷入困境。从1950年代晚期的反右到大跃进，从1960年代早起失败的工业和农业试验到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毛从不缺少计划。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没有随波逐流，她像脱缰的野马。推动力来自最上面。政策是贫乏的，执行是糟糕的，领导行为偏离了方向，但每一个念头看起来都创造出了向心力，每个人都望着北京，想知道如何向前走（或避免被踩踏）。在商业中，类同的行为是进行重组，越广泛越好。也许对挣扎着的经理人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课：如果你不能做对的事情，那么就多做。你在做的事情越多，灾难性的结果显现出来得就越慢。要敢想：以他所有的缺点而言，毛的确是有启发性的。

当然，最终事实会证明你是个什么人。但谁在乎呢？我们最终都会知道我们是谁。

译文：译言

原文：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