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世界经济学会时，浙江大学的张小蒂教授聊到说，陈志武是当今少有的既爱国又敢于说真话，既学术造诣高又不替利益集团说话的经济学家。今天能在武大听到陈志武的讲座，运气还真不错，还找他在书上签了名。

讲座的主题是“金融和市场如何解放个人”，陈志武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实现自由的必然之路，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相比，市场化改革在解放个人，伸张个人权力，改变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方面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内容在他的书中讲的比较详细，强烈建议读读这本书，这里就简单说说书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Bunkanwanicha, Fan and Wiwattanakantang (2008)^[1] 在研究泰国的家族企业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

对这150个家族企业的子女的200个婚姻的统计来看，有33%的婚姻是与政治家庭的联姻，有46.5%是商业联姻，只有20.5%是自由恋爱，而且自由恋爱婚姻是以跨国婚姻为主。在有政府管制的行业中，关系婚姻（政治联姻+商业联姻）更是高达93.3%，特别是在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家族企业中，关系婚姻达到了95.6%的比例。

他们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 Blut ist dicker als Wasser. ，翻译成汉语就是“血浓于水”。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低，商业规范程度不高，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的社会里，姻亲关系或许是家族生意最为可靠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为了家族的利益诉求而牺牲儿女的自由和幸福的原因。

2.
三百年前的三井家族发明了一种“女婿养子”的继承模式，被许多日本的家族企业采用。这种模式不把企业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女，而是在企业内部找一个能力最强、最靠得住的年轻人，把女儿嫁给他，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婚满一年，举行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并改姓。比如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佐吉，虽然有亲生儿子，但选择将家业传给原名是山利三郎的丰田利三郎。（还比如六分仪元渡娶了碇唯后改叫碇元渡，并得到接触 Seele 的机会 ）

日本企业的这种介于亲子继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业绩好于由亲子管理的公司，但业绩表现最好的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而近年来，这种“女婿养子”的数量渐渐减少，一方面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另一反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日本老板“女儿”们不愿意用家族企业的利益毁掉自己一生的幸福。

3.
郭松义和定宜庄（2005）^[2] 对1724年至1929年的妾价和粮价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粮价和妾价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4，即粮价越高，妾价越低。在天灾和战祸的年份，粮价高涨，父母或丈夫更加倾向于把自己的女儿或妻子卖掉，从而导致妾价降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女人只不过是一种金融工具。

4.
王跃生（2000）^[3] 对1781-1791年的彩礼做了统计，发现彩礼由低到高依次是童养媳、初婚、寡妇再嫁、卖妻。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恰恰相反，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感情溢价的因素，父母对于女儿有深厚的感情，希望能够嫁给一个好人家，在进行价格谈判的时候处于劣势地位，于是报价也就相对较低。寡妇的所有者，公婆或者丈夫的兄弟则对寡妇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处于掌控地位，能多要一文是一文，不顾寡妇的幸福与否。做出卖妻决定的丈夫则显然是对妻子没有任何感情了，会把妻子卖给能给出最高价格的人，而这些肯出最高价格的人会把买来的妻子最大限度的使用。

5.
阎云翔（2003）^[4] 对下岬村的研究中发现了1949年到1999年间村民对婚姻之前一个阶段叫法的变迁。最早的时候叫做“说亲家”，这时控制权全部由父母掌握；后来演变成“说对象”，这时虽然父母还是占主导地位，而青年男女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再发展成为“找对象”，这时则主要是由年轻人自己选择婚姻对象为主；现在的“谈恋爱”则连婚姻的目的都不明确了。随着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的发展，婚姻中的经济利益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感情的交融。

1. Bunkanwanicha, Fan and Wiwattanakantang, 2008, Why do shareholders value marriage?, ECGI Working Paper, No. 227/2008.
2. 郭松义, 定宜庄, 2005, 清代民间婚书研究, 人民出版社.
3. 王跃生, 2000, 十 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 法律出版社.
4. Yunxiang Yan,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